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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匯能否成為淨零路徑的重要支柱，關鍵不在於台灣森林資源的多寡，而在於制度設計能否將其轉化為可治理、可被信任且具擴展性的政策工具。（圖片來源：iStock）
編按：各國政府單靠減排已難以實現氣候承諾，低成本且高效益的森林碳匯因此成為關鍵淨零政策。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特聘教授柳婉郁透過國際制度案例分析，提出台灣可以如何將森林碳匯從科學估算轉化為政策工具，並帶動地方綠色經濟發展。
淨零只靠減排不夠，森林碳匯成氣候政策支柱
在全球邁向2050淨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s）的過程中，氣候治理的核心已不再侷限於能源轉型或工業減排。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共識：單靠減排，無法達成淨零目標。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22年公布第6次評估報告（AR6），即使所有可行的減排技術全面部署，仍存在大量「難以消除的剩餘排放」，必須透過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加以補足。
在各類CDR選項中，森林碳匯是目前規模最大、成本最低、且可立即擴張的「以自然為本」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這使森林不再只是氣候政策中的輔助工具，而逐步成為多數國家淨零路徑中的關鍵支柱。
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的兩個方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圖片來源：柳婉郁提供）
從碳量到碳額度：森林碳匯為何應納入碳抵換？
森林碳匯為科學計算結果。透過IPCC 2006所建立的通用方法學，森林碳吸存量可依樹木生物量、根系比例與碳轉換係數進行估算，碳儲存於地上生物量、地下根系及土壤有機碳之中。這些估算可應用於單一樹木、林分、流域乃至全國尺度。
然而，碳量並不等於碳權。碳權是一種政策與市場工具，必須在科學計算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制度設計、查驗與註冊程序，才能轉化為可交易、可抵換的碳額度。換言之，碳匯是科學成果，碳權則是誘因機制。此一區分極為重要，因為它意味著地方政府、研究單位或國家清冊中所進行的森林碳匯估算，並不需要進入碳市場即可具備政策意義；而是否要將其轉化為碳額度，則取決於國家碳定價與治理架構的選擇。
碳權是碳定價的方法之一。碳定價的核心精神，在於將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內生化，使排碳者付費、吸碳者獲得補償。無論是碳稅或碳權制度，其目的皆在於引導資源配置，鼓勵實際的減量與增匯行為。在此架構下，森林碳匯不僅能補足減排不足，更能提升整體減碳政策的成本效益。研究顯示，在允許森林碳匯納入碳抵換機制的情境下，達成淨零的總體減量成本顯著降低；反之，若排除自然碳匯，減量成本將大幅上升。因此，森林碳匯是否被納入制度，並非單一部門的技術問題，而是影響國家淨零可行性的重要政策選擇。
低成本、高效益：森林碳匯的氣候治理優勢
相較於高成本的工業負碳技術（如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森林碳匯在單位減碳成本上具備顯著優勢。相關研究顯示，在相同減碳期間內，造林與森林經營所達成的碳減量，每噸成本遠低於大型再生能源設施或碳捕捉工程，且在碳效益之外，還能同時提供木材利用、水源涵養、防洪、降溫、污染削減與生物多樣性等多重共益。這些特性使森林碳匯成為「低減量成本、高附加價值」的政策工具，也正是多數國家在設計淨零路徑時，選擇將其納入國家氣候策略的重要原因。
如何把森林碳匯變政策工具？各國制度設計比較
在全球邁向淨零排放的過程中，森林碳匯已不再只是補充性的自願行動，而逐步進入國家氣候治理與碳定價制度的核心。澳洲、英國、紐西蘭、日本與美國的經驗顯示，當減排成本快速上升、產業面臨「不可避免排放」時，自然碳匯成為確保淨零路徑可行性的關鍵工具。然而，各國並未採取單一模式，而是依據自身土地結構、林業傳統與治理能力，發展出兼顧完整性（Integrity）與可參與性（Accessibility）的制度設計。這些經驗，對於高度仰賴進口能源、卻擁有豐富森林資源的國家而言，具有高度政策參考價值。
澳洲：以模型計算、制度分工擴大碳匯參與
澳洲Australian Carbon Credit Units（ACCU）是目前國際上制度化程度最高的自然碳匯體系之一。其治理架構採取明確分工：氣候、能源、環境與水資源部（DCCEEW）負責政策與法規設計；潔淨能源監管機構（Clean Energy Regulator, CER）負責專案審查、登錄與核發；減排保證委員會（ERAC）擔任第三方方法學與品質把關角色。在森林與土地利用領域，ACCU特別強調以模型取代全面實測。例如造林與再造林專案，透過澳洲政府開發FullCAM模型，結合氣候資料、土壤圖資與樹種參數，即可預估25年或100年的碳吸存潛力。此一設計，大幅降低MRV（監測、報告與驗證）成本，使專案得以在廣大內陸地區快速推展。
此外，澳洲也發展出人為誘導再生（Human-Induced Regeneration, HIR）機制，允許透過改變放牧與土地管理行為，促進自然更新，而非強制人工造林。這不僅符合生態現實，也降低小地主參與門檻。在制度工具上，澳洲進一步允許專案整合（Aggregation），由整合商代替多位小農進行申請、登錄與查驗，並搭配預付機制（Advance Payment）協助農民負擔前期成本，顯示國家在「擴大參與」上的積極角色。
英國：以標準化與政府保證建立碳市場信任
英國的 Woodland Carbon Code（WCC）則展現另一種治理思維。WCC是政府支持的自願性森林碳標準，其核心目標並非快速擴張市場，而是建立高度可信、透明且長期穩定的森林碳權體系。WCC最大特色在於「標準化」。政府提供清楚的基準線設定、風險緩衝池（buffer）、公開登錄系統，以及簡化的計算工具，使林地主無須具備高度技術背景即可估算潛在碳匯量。制度同時設計PIU（預期單位） 與 PCU（實際單位），讓專案在森林尚未成熟前即可產生現金流。
為避免碳價波動風險影響小地主，英國政府自2019年起推動 Woodland Carbon Guarantee（WCG），由政府提供長期收購保證，讓林地主在市場價格低迷時仍有底價保障。這項措施顯示，森林碳匯不只是市場商品，而是國家氣候目標的戰略工具。
紐西蘭：將森林碳匯直接納入排放交易制度
相較於自願性市場導向的國家，紐西蘭選擇將森林碳匯直接納入國家排放交易制度（ETS）。2023年，紐西蘭將永久森林（Permanent Forest Category）納入ETS，允許森林在不砍伐的前提下，持續取得碳單位（NZUs）。制度上，紐西蘭採取「小地主簡化、大地主實測」的分級設計：小於100公頃者可使用查表法（Look-up Tables），免除昂貴的實地量測；大面積林地則需進行現地樣區調查。
這種差異化設計，兼顧完整性與公平性。更重要的是，紐西蘭將碳單位登錄、核發與交易整合至官方帳戶系統，由環境保護署（EPA）負責管理，形成類似「碳權銀行」的制度架構，使森林碳匯真正成為國家減量工具，而非邊緣市場。
日本：以科技與專案整合降低小地主門檻
日本的自然碳匯制度（J-Credit）反映其林地高度破碎、小地主眾多的國情。日本並未要求全面量測碳存量，而是大量使用「標準收穫表」（System Yield Tables）、航空 LiDAR 與無人機影像，讓碳量估算回歸國家科學模型，而非由農民承擔技術風險。在驗證上，日本採取「行為導向」的查驗邏輯：驗證重點在於是否依照森林經營計畫進行疏伐與管理，而非精確到每棵樹的生長量。只要證明管理行為確實發生，碳量即由模型計算。此外，日本大量使用專案整合機制，由農協、地方政府或企業擔任專案經理（Program manager），整合數百位小地主為單一專案，顯著降低行政成本。這使自然碳匯成為地方政府與企業共同推動的政策工具，而非少數大型林業公司的專利。
日本採用查表法讓小地主能使用表格填寫相關資訊就能算出碳匯量。（圖片來源：日本林野廳）
美國委託學術機構建構平台並建議小地主使用此平台申請碳額度。（圖片來源：密西根州立大學）
觀察澳洲、英國、日本、紐西蘭與美國的經驗，可以發現3項主要明確趨勢：
- 在地化優先：多數國家傾向讓國內企業使用本國森林碳匯來抵減排放，以同時達成氣候目標與生態治理。
- 高完整性成為主流：國際上透過Core Carbon Principles（CCPs）重新界定高品質碳權，確保額外性、永久性與可驗證性。
- 流程簡化與科技導入：透過標準化基準線、模型計算、衛星遙測與LiDAR技術，大幅降低MRV成本，使小地主與小農也能參與碳匯市場。
這些制度設計的共同目標，並非降低標準，而是降低行政與交易成本，使自然碳匯得以真正擴張。雖然森林碳匯確實面臨永久性、測量不確定性、土地競合與漂綠爭議等挑戰。然而，國際經驗顯示，這些問題並非不可解決。透過緩衝池機制、合理縮短認證年期、導入數位MRV，以及落實「先減排、後抵換」的減量階層原則，可在風險可控下發揮森林碳匯的政策功能。關鍵不在於追求形式上最嚴苛的審查，而在於是否符合自然系統特性，並真正促進增匯行為的發生。
澳洲ACCU各種碳權專案分布。（圖片來源：AccuWeather）
澳洲ACCU碳權註冊案件數。（圖表來源：澳洲雪梨大學學者簡報）
英國森林碳權發行額度（PIU與WCU）的示意圖。（圖片來源：英國Woodland Carbon Code）
紐西蘭歷年碳權價格圖。（圖片來源：GitHub；數據來源：Carbon News）
對台灣的政策意涵：從生態貢獻走向國家資本
對台灣而言，森林碳匯具有超越單一減碳工具的戰略意義。在高度依賴進口能源與原物料的結構下，台灣的淨零轉型同時面對能源安全、供應鏈風險與產業競爭力壓力。相較於多數減排措施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與地緣政治影響，森林是少數可由國內自主掌握、且具高度政策可控性的減量與移除工具。因此，森林碳匯不僅關乎氣候治理，更直接連結到國家韌性與長期發展能力。
然而，森林碳匯能否成為淨零路徑中的有效支柱，關鍵並不在於台灣是否擁有足夠森林資源，而在於制度是否能將森林碳匯轉化為可被治理、可被信任、且可擴張的政策工具。若制度設計過於繁瑣，交易與監測成本過高，將抑制企業與地主的參與意願，使增匯行為難以擴大，市場規模無法形成，最終導致政策目標與現場行為脫節，使森林碳匯停留在概念上的潛力，而無法轉化為治理上的能力。
國際經驗顯示，成功的森林碳匯制度必須同時兼顧兩項核心原則：
- 完整性（Integrity）：確保碳匯具備額外性、永久性、可驗證性，並能避免雙重計算。
- 可參與性（Accessibility）：讓小地主、小林班、地方政府與企業能以合理成本加入，而非僅由少數大型機構參與。
因此，制度設計的重點不在於提高門檻，而在於建立風險可控、成本可負擔、且能規模化擴張的制度架構。透過緩衝池（buffer）與風險分攤機制因應天災與不確定性，結合分級監測與科技工具降低監測成本，並以透明登錄與一致方法學建立社會信任，是多數國家已驗證可行的方向。
在治理架構上，國際制度普遍採取清楚分工的設計，以兼顧專業性與行政效率。最有效率的作法，往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方法學制定與專案技術審查，確保科學基礎與實務可行性，再由環境主管機關負責統一登錄、核發與與國家碳管理制度對接，確保制度一致性與可追溯性。此一分工架構不僅能避免各自為政造成的標準漂移，也能降低申請者在部會之間反覆往返的制度摩擦，使森林碳匯得以從紙上規則走向可擴張的政策工具。
要使森林碳匯真正支撐台灣的淨零與國家韌性，仍需完成3個層次的轉型。
- 從單純量化走向可治理，將碳匯納入可追蹤、可稽核、且可動態調整的治理體系，包括方法學、登錄制度、風險池與退場機制。
- 從個案導向走向規模化。面對林地破碎與小地主眾多的結構，制度必須支持聚合（Aggregation）、團體方案與地方平台，否則難以形成穩定且具影響力的市場量體。
- 從單一碳效益走向多元共益。森林不僅提供碳吸存，也具備水土保持、防災調適、熱環境調節、生物多樣性維護與木材替代等功能。若政策僅以碳一維定價，將低估森林的國家價值；以碳為核心、以共益加值，才能使森林成為地方治理與產業轉型的共同解方。
總體而言，森林碳匯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而在於能否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成為淨零路徑中可信、可擴張、且可持續的資產。台灣若能借鏡國際經驗，建立高完整性、低摩擦與可規模化的制度設計，森林碳匯將不再只是補足減排缺口的工具，而能成為提升能源與供應鏈韌性、強化國土防災調適，並帶動地方綠色經濟的關鍵支柱。
也因此，森林產業的核心思維必須隨之轉型。政策的目標不只是計算森林吸收了多少碳，而是讓每一棵樹的價值都能被看見，被納入制度，被轉化為可治理的國家資產。唯有如此，森林才能從長期被低估的生態貢獻者，轉化為支撐氣候政策、產業轉型與國家韌性的關鍵力量，而台灣的淨零目標，也才能從宣示走向真正可執行且永續之國家路徑。
※ 本文為中興大學森林系特聘教授、中興大學環保防災科技中心主任柳婉郁與《RECCESSARY》合作專欄，原文標題：〈從碳量到碳額度：森林碳匯在國際淨零路徑的角色與政策意涵〉。本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