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緣政治格局風雲變遷、氣候問題迫在眉睫的當下，政策專家指出新一屆德國政府可以扮演中歐關係的關鍵協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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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德國現任總理梅爾茨在2025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會面。圖片來源：Sven Hoppe ／ Alamy
隨著今年5月新政府成立，德國的氣候政策、經濟戰略及對華關係的走向預計將發生調整。
這項調整時值關鍵時期，對德國及其歐盟合作夥伴以及全球氣候外交政策都至關重要。 《巴黎協定》簽署已有十年，各國政府目前正在訂定自己的2035年目標。然而，在美國退出該協定、西方與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國際合作的基礎並不穩固。
七月下旬召開的中歐峰會以及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 EU- China High-Leve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Dialogue ）將是中歐雙方重新開展合作的重要機會。往年，中美雙邊會議往往為國際氣候政策突破鋪路。而在美國總統川普引發的地緣政治波動之下，中歐之間則存在著一個需要填補的領導空白。7月的對話或將為各國即將在今年九月聯合國大會上宣布的新版氣候目標注入亟需的動力。
歐盟可望藉此機會加大氣候行動力度，但也取決於新一屆德國政府願意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將如何重塑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能否爭取多數歐盟成員國的支持，制定更具野心的2035年氣候目標？同樣懸而未決的還有2040年的氣候目標。歐盟委員會已經正式提出要製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從而到2040年使歐盟成員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減少90%。歐盟委員會預計將在今年夏季休會期結束後就該提案做出決策，而要取得積極成果就需要獲得特定多數歐盟成員國的支持。
德國新任總理將如何影響對華關係？
在新任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的領導下，德國對華政策預計將再次改變。 2005年至2021年梅克爾（Angela Merkel）任德國總理期間與北京培養了一種「特殊關係」，強調務實合作以及定期的製度性對話。蕭茲（Olaf Scholz）在2021年至2025年期間基本上延續了這一路線，同時謹慎地將「去風險」（de-risking）的概念納入德國政策。來自保守派「基民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簡稱CDU）的梅爾茨則表示將把「去風險」提升到新的高度。
2023年，基民盟／基社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 eV，簡稱CSU）議會黨團發布的一份立場文件提出，要將保障德國工業競爭力作為德國的一項長期戰略目標。這表明，德國將在工業和貿易利益相關問題上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這與歐盟為保護內部市場和關鍵產業免受中國競爭壓力而採取的廣泛措施相呼應。
然而，更強硬的立場仍為務實合作留有空間，尤其是在德國工業與中國供應鏈和製造生態系深度綁定的潔淨技術等領域。在相互技術轉移以及尖端技術投資方面，德國企業仍能從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中獲益。同時，德國工業界要求加強防禦措施的壓力正在增加。頗具影響力的德國機械工程聯合會（VDMA）發布了一份立場文件，敦促政府和歐盟採取更嚴格的產業政策，以應對其眼中的「不公平競爭」。由此看來，德國可能會採取一種「雙軌戰略」，一方面更堅定地保護國內產業，另一方面在潔淨技術等對雙方都有利的領域保持合作開放。
德國大選後，梅爾茨總理與習近平主席的首次通話，強調了持續對話的重要性。兩位領導人都認為氣候變遷是關鍵合作領域。這通電話表明，儘管在其他領域存在摩擦，但氣候合作仍可能是雙邊關係中的穩定力量。上屆德國政府2023年發布的首份《中國戰略》也將氣候合作定義為雙邊合作的重點領域。
然而，該戰略受到了一些批評。批評者指出，這份由跨黨派聯合政府多個部門聯合製定的戰略耗費了太多人力物力，但卻收效甚微，最終更像是一份立場文件而非真正的戰略。不過，新一屆德國政府在聯合執政協議中宣布，將「根據『去風險』原則」來「修訂」《中國戰略》。修訂版將如何在氣候合作與「去風險」之間取得平衡，仍有待觀察。
梅克爾時期標誌性的中德政府間磋商機制將成為新一屆政府對華策略的首個試金石。中德雙邊政府間磋商原則上每兩年舉行一次，參與者包括國家領導人及少數夥伴國部長級官員。 2023年，德國時任總理蕭茲曾在柏林舉行過一次此類磋商。今年本應再次舉行，如果這項傳統在梅爾茨任內中斷，那麼他的態度便不言自明。反之，他不僅可以延續這項機制，更可邀請法國等其他歐盟成員國代表參會，讓對話更具歐洲色彩。畢竟，法國近來加大了與中國在環境和氣候議題上的合作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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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政府的氣候政策
梅爾茨雖然認為氣候變遷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但其政府的應對方式預計將與前任有很大不同。聯合執政協議闡述了保守派（即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會民主黨合作的立法目標，表明政策重心正在從監管手段轉向市場化工具、競爭力以及技術創新，包括支持一些尚未得到廣泛驗證的、有爭議的技術解決方案，例如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有趣的是，將技術創新和綠色產業政策作為減排的首選解決方案，與中國自身氣候戰略中的某些內容不謀而合。
整體上，德國的長期氣候目標並未改變。
德國政府即將進行一項機構改革，將所有國內外氣候政策相關的工作重新整合到一個部門。上屆政府為了讓氣候議題成為各領域的主流議題，將相關職責分散到了不同部門。
先前由珍妮佛摩根（Jennifer Morgan）擔任的國際氣候行動特使一職已被撤銷，其他特使職位也一併取消。目前，德國國內外氣候相關事務由行政國務秘書弗拉斯巴特（Jochen Flasbarth）全面負責，他同時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氣候談判專家。在近期的一次採訪中，這位曾與摩根有密切合作的官員承諾將延續其工作方向。
雖然對機構進行了一些重組，但德國的長期氣候目標總體上並未改變。德國政治領導階層仍致力於在2045年之前實現碳中和（比歐盟整體目標提前5年），並在2035年之前、最晚不遲於2038年逐步淘汰煤炭。在歐盟成員國就2035年和2040年氣候目標展開激烈辯論之時，德國完全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確保歐盟的目標與《巴黎協定》一致，阻止歐盟的氣候雄心進一步削弱。基民盟和社民黨的氣候專家在擬定執政聯盟條約中有關氣候雄心的條款時，曾與歐盟委員會保持密切聯繫。
中德及中歐氣候合作前景
隨著中德兩國在電動車和再生能源技術等領域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產業保護主義或競爭力方面的論調日益抬頭，氣候議題在雙邊關係中或將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在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並展開反補貼調查的背景下，商業爭端或許會讓雙邊氣候合作蒙上一層陰影。這些錯綜複雜、相互關聯的問題需要德國各部門以及歐盟成員國之間採取協調一致的因應策略。
德國政府在調整對華政策和氣候戰略的過程中，一方面必須應對綠色產業激烈的競爭挑戰，另一方面也要推動國內外的氣候合作行動。諸如前文提到的雙邊磋商所取得的成果——氣候變遷與綠色轉型對話（ Dialogue on 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等機制，確實為加強協調和增進理解提供了機會。在地緣政治緊張動盪的時期，與中國展開氣候合作可能會帶來意外的紅利：一是即便在緊張局勢升級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外交渠道的暢通；二是能幫助德國工業參與到中國可能取得技術突破的領域的發展中去，如先進電池儲能技術領域。
隨著美國國內政治日益極化（polarisation），全球氣候外交也面臨倒退風險，歐洲必須挺身而出。歐盟能否透過技術合作、標準制定和監管要求影響中國的氣候進程，取決於高層的政治互動。 7月的峰會為這種互動提供了一個關鍵機會。
習近平主席將德國——歐洲最大的經濟體以及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視為加強中歐合作的關鍵對話者。德國需要充分利用這個角色，如支持歐盟，在巴西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30召開之前，與中國達成強而有力的氣候聯合聲明。十年前，類似的中美聯合聲明為《巴黎協定》奠定了基礎，如今中歐協議或許能重振世界對全球多邊氣候合作的信任。這份聯合聲明必須基於雙方的脫碳承諾，並將2035年具有雄心壯志的氣候目標納入《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的新版「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簡稱NDC目標）。
隨著新政府逐步站穩腳跟，德國與法國展開緊密協作或會成為關鍵一步。汲取法國於2015年擔任COP輪值主席期間，在促成《巴黎協定》所展現的政治魄力與外交斡旋能力，將會是個好的起點。同時，與歐盟委員會保持一致可以增強德國在歐盟和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推動具有野心的氣候行動。
與中國共同製定富有雄心的NDC目標至關重要。過去十年，全球約90%的排放成長來自中國。要達成《巴黎協定》目標，中國需在2035年前減量超過30%。若歐盟希望在這問題上與中方進行有效合作，就必須拿出出自身的雄心，依照歐盟委員會近期的提議，在2035年前實現76%減排，2040年前至少減排90%，並限制國際碳信用和直接碳移除的使用。
在今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之前，德國可在推動歐盟通過上述兩項氣候目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只有在團結一致、堅持高雄心的基礎上進行談判，歐盟領導人才能贏得足夠的公信力，與中方在NDC目標和實施路徑上進行協調合作。
結語
在地緣政治格局動盪、氣候問題迫在眉睫的時刻，德國有潛力成為中歐之間關鍵的協調力量。若能將氣候領域的共同利益作為對華政策的基礎，推動歐盟內部團結一致，並支持歐盟在COP30大會前拿出對等的氣候雄心，柏林便能夠為重振全球合作重新註入動力。
同時，德國自身的氣候策略也在改變。問題在於，這種轉變究竟是意味著德國將堅定致力於發揮其氣候領導力，還是意味著它已經悄悄將經濟競爭力置於環境責任之上。
本月舉行的中歐峰會正是檢驗這項潛力的良機。若能達成一份有力的聯合聲明，聚焦於加速提升2035年NDC目標的雄心、化解潔淨技術領域緊張局勢，並加強多邊合作機制框架，這將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若推動得當，意義將不亞於2014年中美聯合聲明，可望為全球氣候治理開啟下一個變革性的十年。
德國能否抓住這次機會，將取決於未來幾週的決策。但其中傳遞的訊號已然明確：在全球氣候領導力愈發稀缺的當下，柏林必須挺身而出──不只為了歐洲，更是為了整個地球。
作者：林孝蓓（Belinda Schäpe）、馬丁‧福斯（Martin Voss）, 芭芭拉‧龐格拉茨（Barbara Pongratz）；翻譯：子明
※本文根據知識共享協議最初發表於《對話地球》，原標題為〈与中国开展气候合作，德国需抓住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