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視覺化劍橋東部森林城市中心的未來樣貌，展現綠色都市與自然共生的概念。圖片來源：Forest City 1
近期，一項在英格蘭劍橋以東建設「森林城市」的宏大計畫引起了全球關注。該座規劃容納百萬人口的新城市，不僅計畫使用模組化木材建造，更希望在修復後的 12,000 英畝原生森林中「種」出房子。這是一場關於人類如何利用「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來化解氣候危機的巨大實驗。透過師法自然，我們有機會同時破解城市三大棘手挑戰：熱島效應、極端洪水與土地利用的不可持續性。
城市熱島效應：當森林成為自然空調
城市熱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 Effect），指的是城市因水泥建物密集、地表蓄熱嚴重、植被稀少，而使氣溫明顯高於周邊郊區的現象。英格蘭推動的「森林城市」計畫則嘗試以自然為本，利用保留下來的古老林地與新種植的大量樹木，打造出連綿的「綠色走廊」，讓森林成為城市的天然冷卻系統。樹木透過蒸散作用（Transpiration）釋放水氣、降低周邊溫度，提供一種不需消耗能源、甚至能同時吸收二氧化碳的降溫方式。計畫中同時以木造建築與電車系統為核心基礎設施，減少瀝青與高熱容量混凝土的使用，從城市結構上降低熱量的吸收與滯留，讓降溫效果更為顯著。
自然解方的優勢在於其「多重效益」。樹冠層能提供陰影，減少太陽輻射直射地表，而葉片蒸發水分的過程更能帶走環境中的大量潛熱。研究指出，良好的城市樹木配置可使局部氣溫下降 2 至 8°C。不像傳統的空調仰賴能源、甚至加劇戶外熱排放，「森林城市」的做法則是將居住區嵌入森林，而不是將森林清除重建，讓居民自然生活在森林的微氣候調節範圍中。在熱浪日益頻繁的未來，這種以自然為核心的被動式防禦機制，可能將成為城市韌性的關鍵。
與此概念相呼應的案例是新加坡打造的「登加森林市鎮」（Tengah Forest Town）。身處熱帶氣候，新加坡必須面對高溫高濕的雙重挑戰，因此在設計上更強調空氣流動與地表降溫。登加市鎮規劃了一條長約 5 公里、寬約 100 公尺的森林走廊（Forest Corridor）貫穿市中心，並透過精準的建築配置與棟距設計，引導自然風流動，形成有效的「通風廊道」。植被與風力在此相互作用，共同調節城市的微氣候。
相較之下，英格蘭的森林城市強調的是溫帶森林復育與大面積林地重建，兩者面對的氣候條件與治理課題不同，但核心策略一致——將植物視為城市的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無論是在溫帶還是熱帶，植被都能透過遮蔭、蒸散作用與地表降溫等途徑，成為緩解城市高溫最經濟、最自然、也最具長期效益的手段。
洪水風險管理：打造會呼吸的海綿城市
氣候變遷帶來的另一大挑戰，是降雨模式日益極端，使傳統排水系統愈發無力負荷。英格蘭東部雖長期面臨缺水問題，但同樣容易受到突發暴雨的威脅。森林城市的規劃便以修復白堊溪流（chalk streams）、增建水庫與水利設施為核心，實踐「海綿城市」理念。仰賴森林土壤的高滲透性，雨水能迅速入滲補充地下水，而非在鋪面上形成大量地表逕流（Runoff）造成淹水。這種將水視為資源、而非需要快速排走的廢水的思維，是提升城市水韌性的關鍵。
從水文角度來看，森林土壤就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孔隙結構能滯留水分並延緩洪峰抵達河川的時間（Peak Flow Attenuation）。英國的森林城市選擇「把建築架在自然之上」，保留地表的透水能力，這比加高堤防或擴建下水道更具韌性與適應性。在極端暴雨發生時，整座城市的綠地系統便成為天然的緩衝區，既能消納過量雨水，也能在乾旱時釋放水分、調節微氣候，化解當地「缺水」與「洪患」並存的矛盾。
在國際上，丹麥哥本哈根的「暴雨管理計畫」（Cloudburst Management Plan）提供了重要的對照案例。經歷 2011 年的嚴重洪災後，哥本哈根並未投入高昂成本興建地下巨型排水管，而是重新設計城市的地面系統：道路在暴雨時成為行洪通道，公園則化身可暫時淹沒的滯洪池。與英國森林城市從「零」開始建構不同，哥本哈根展示了高密度既有城市如何透過自然解方（NbS）轉型。
兩者的共同點在於，都藉由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來吸納過剩的水能量，將洪水風險轉化為兼具安全與美感的藍綠城市景觀。
「暴雨管理計畫」是哥本哈根為應對極端降雨而制定的全市策略。該計畫於 2012 年通過，作為前一年發布的《氣候調適計畫》的延伸。其目標是降低因氣候變遷導致的暴雨頻率上升所造成的淹水風險。為落實此策略，哥本哈根預計在 20 年內推動約 300 個相關工程與項目。圖片來源：interlace hub
土地利用的永續性：從榨取到再生的典範轉移
英國森林城市計畫最具突破性的地方，在於選址於長期被高度農業化利用的「工業化農地」。這類土地因長期依賴化肥與單一作物栽培，土壤生態幾近枯竭，被形容為「綠色工廠」。計畫希望將這些生態價值低落的區域轉型為擁有高度生物多樣性的森林城市，挑戰「開發必然等於破壞」的傳統思維。透過社區土地信託（Community Land Trust）模式，土地不再只是交易的商品，而是支撐生態復育與居住正義的公共資產，嘗試在解決百萬人口住房需求的同時，實現「自然淨收益」（Net Gain for Nature）。
這樣的土地利用策略，本質上是一項對抗系統性風險的長期投資。單一作物農地在氣候衝擊與病蟲害面前十分脆弱；相反地，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森林則具備更強的恢復力（Resilience）。將人類居住空間與高生態價值環境整合，不僅能提升居民的身心健康（減少醫療負擔），也能修補破碎的生態廊道，使城市變得更具韌性。這證明土地開發並非零和競爭：在精準規劃下，高密度居住需求可以與生態復育並行發展。
作為對照，中國廣西的「柳州森林城市」則展現了另一種土地利用路徑——極度垂直化的綠化模式。由義大利建築師 Stefano Boeri 規劃，此項目在建築外牆覆以數萬棵樹與上百萬株植物，試圖在有限土地上最大化綠覆率，以吸收工業污染與二氧化碳。若說英國森林城市是將城市「橫向」嵌入森林，柳州則是將森林「縱向」堆疊於城市結構之上。
兩者雖模式迥異，但共享同一個核心理念：在人口密度不斷攀升、土地資源有限的世界中，城市不必再是生態系統的負擔，而能成為積極的參與者乃至於再生者。
由博埃里建築設計事務所為中國柳州市規劃的森林城市項目，被視為一座大型的永續機器。每年可吸收約 1 萬噸二氧化碳與 57 噸懸浮微粒，並釋放約 900 噸氧氣。同時，透過增加城市排水能力與大規模植栽配置，有助於深度改善當地的空氣污染問題。圖片來源：Stefano Boeri Architetti
為台灣高密度城市尋找溫柔的綠色轉機
英國「森林城市」的願景雖然宏大，但對地狹人稠的台灣而言，不必以大規模造鎮作為唯一方向；更可行的做法，是將「自然解方」的核心精神細緻地嵌入既有的都市紋理之中。我們可以借鏡其以植被調節微氣候的原理，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裡推動「微型綠化」：在校園、屋頂、社區邊角等零碎空間，引入原生物種，串連成小型生態風廊。這不僅為繁忙的城市生活留下一抹喘息的綠意，也能以更柔性的方式緩解盆地常見的悶熱與熱島效應，讓降溫成為自然的禮物，而非完全依賴電力空調。
在應對水患與極端降雨方面，英國計畫所展現的「與水共生」態度同樣值得台灣深思。面對特殊的季風與颱風條件，我們也可嘗試將治水觀念從單一的防堵，轉向更具彈性的「涵容」。在未來的都市更新或公共建設中，若能更普遍地導入透水鋪面、滯洪池與雨水花園等設計，並將其融入社區景觀，城市便能像海綿般在暴雨時多一分緩衝與吸納能力。這不僅提升防災韌性，也能讓水以更優雅的方式在生活環境中循環，減輕暴雨帶來的衝擊。
最後，英國計畫中強調「土地開發與生態復育並行」的做法，也為台灣提供了重新思考「居住價值」的契機。在推動社會住宅或新市鎮開發時，除了關注容積與戶數，也可以把自然生態視為提升生活品質的隱形資產。若能鼓勵開發案保留部分原始地貌、復育原生棲地或採用生態補償措施，建築便不再只是矗立於土地上的水泥盒子，而能成為與環境共生的棲地。這將有助於在發展與保育之間找到更和諧的平衡，也為台灣的下一代打造既安全、又充滿生機的永續家園。
※本文轉載自《CSRone》，原文連結在此。文：Wenz Ho
